新四军第四师老战士回忆录

一九三九年深秋，我在新四军六支队（原游击支队）一团三营任医助。当时，该营驻防永城包河南岸的马村桥，营领导只有一位二十四岁的红军营长周大灿，他军政一担挑，对营里军政训练抓得很紧，亲自组织操练，经过一个时期的整训，全营军政素质有了进一步提高。

这年十一月七日，一团和许多兄弟部队一起，参加了支队纪念十月革命22周年大会，接受了一位湖南口音，时称胡服的大首长的检阅。后来才知道他就是中共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他是由豫南竹沟镇来豫皖苏边区检查工作的。少奇同志由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彭雪枫等首长陪同检阅部队后，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六支队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创建，证明了党中央、毛主席进军敌后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中央关于在华中敌后建立根据地的各项方针、政策，首先在你们这里得到贯彻执行。他认为：六支队是我党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创建的最好部队之一。少奇同志的这一高度评价，极大地鼓舞了全体指战员。不几天，少奇同志在今后工作部署中，要求支队主力部队在一两个月后，和省委抽调的干部到津浦路东去创建皖东北根据地。

皖东北时属安徽省第六专区，地处淮河下游，与江苏省为邻，在战略重镇徐州东南。西起津浦铁路，东临洪泽湖，南靠淮河，是连结山东八路军和华中新四军的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徐州沦陷后，皖东北所有的县城和重要集镇大都为日寇、伪军占据。国民党的江苏杂牌地方军，还有“地头蛇”仍盘踞皖东北，勾结敌伪，鱼肉百姓，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为了贯彻执行刘少奇同志的指示，支队主力一团（人称老一团）奉命挺进皖东北。

初进皖东北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底，一团及地方党政干部120人，在支队司令部所在地——涡（阳）北新兴集附近集结，秘密向东北方向进发，代号“关羽部队”，同行的还有“张飞部队”即宿（县）东地方沱河大队和“刘备部队”（三支队的一部），是我党在宿东领导的几支游击武装逐步发展起来的。通过统战，由国民党安徽第六行政区（皖东北）专员盛子瑾，，委任共产党员赵汇川为安徽第六专区抗敌指挥部（简称“六抗”）第三支队长。

早在一九三九年七月，彭雪枫同志遵照少奇同志的指示，委托豫皖苏省委书记张爱萍前往皖东北开展对盛子瑾的统战工作，加强对三支队的领导。张爱萍随八路军苏鲁豫支队越过津浦路，到达皖东北后，即着手成立了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并任主任；在泗县张塘建立党的工作委员会，以统一领导该地区的工作。12月，张爱萍由“刘备”、“张飞”部队护送，从皖东北返回豫皖苏向彭雪枫汇报工作。经少奇同志批准，决定成立尚未公布的新四军六支队第四总队，我一团在团长兼政委张太生率领下配属该总队，由张爱萍总队长兼政委统一指挥。

张爱萍总队长身材细挑，脸盘秀气，是一位身经百战的红军干部。他那举止潇洒，和威武的军人姿态，给人以深刻印象。他率领我们这支革命铁流，最后一夜以一百二十华里的行程在夹沟车站以北跨过津浦铁路，进抵宿县东北石厢集地带时，总队长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同志们，我们经过长途行军来到这里，该不该休息一下？”很快他自答道：“我看该休息一下。”又说：“地方上可能慰劳我们一些猪肉，改善伙食，补过新年。”他要求大家好好休息，准备完成开辟皖东北的新任务。他还关切地讲了防治脚泡和预防感冒的问题，指战员听了深为感动。

一天傍晚，我们三营由石厢东侧老海寺南移，队伍翻过一座小山住进二营驻地。夜间，二营出发了，我营也进入随时参战状态。第二天，我们看到返回驻地的二营同志个个面露喜悦，方知他们打了胜仗。原来曹村夹沟的日伪军对我袭扰，团首长决定二营埋伏在石厢以南四公里的栏杆集西奎河两侧，对来敌进行突然堵击。激战两小时，毙伤敌伪数十人，获各种武器一部，内轻机枪两挺，毁敌汽车两辆。当地人民经常遭到附近据点敌伪出扰，烧杀掠抢，深受其害，切齿痛恨。但从未见到敢于这样打击日寇的队伍。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十三位烈士的坟茔，迄今还受到当地人民的保护和祭扫。

栏杆战斗是一团进入皖东北的序曲，它打开了皖东北的西北大门，振奋了全团的士气，鼓舞了人民的抗战热情，迎来了有着艰巨战斗任务的一九四○年。

栏杆战斗后，一团向灵（壁）北前进。一九四○年一月八日，一团奉命夜袭灵北大杨家土顽。团政治处特派员方学同志老早就来到三营，协助周大灿营长组织战斗。特派员和周营长一样，是位既会做政治工作又能打仗的人。

入夜，我们正向作战地点前进时，发现张爱萍总队长也在我们行军的队伍中，大家小声地相互传递着这一令人鼓舞的消息，指战员们精神振奋，信心倍增。

经过几十里的行军，全营先在一片小树林中集结。天宇暗淡，大地沉寂，透过一片开阔地，看见前方黑压压的一片，周营长说：“这就是大杨家。”不一会，部队开始隐蔽地接近敌人。七连奉命由南向北展开接敌运动。我和通信班跟着营长随七连后接踵前进。特派员随八连从另一方向接敌，担负助攻任务，九连是预备队。离大杨家只有几十米了，肩负主攻任务的七连二排，在年轻的张排长带领下，冲在最前边。敌哨兵发现动静大声喊道：“干什么的？”我们不做声，加快步伐向前猛扑，敌哨兵乃放枪。这时七连在二十二岁红军连长余世龙的指挥下，迅速冲进大杨家村内。一个敌哨兵正欲高喊报警，说时迟那时快，二排长早用手榴弹直接砸烂了他的脑袋。各排迅速冲进敌人驻的院落，敌兵从睡梦中惊醒，有的未及穿衣就当了俘虏，有的还欲抵抗，当即被击毙。七、八两连在大杨家村内与敌展开激战，约一个多小时，敌人大部被歼，少部分缩进一家大院中顽抗。张总队长观察后决定火攻。在滚滚浓烟和熊熊烈火熏烤下，残敌拼命翻墙狼狈逃跑，我们追击了一阵，又毙伤了一些。共俘土顽八十余人。一营也歼灭很多敌人。

天亮了，我们怀着胜利的喜悦，押着俘虏，背着缴获的武器，踏上继续东进的征途。

在灵北张大路、沙滩两地盘据着大汉奸雷杰三的部队，阻我东下抗日。我老一团与八路军胡丙云大队紧密配合，一举攻下了这两个据点。除雷杰三率少数残兵逃跑外，余全被歼，泗（县）灵（壁）睢（宁）广大地区群众闻知，无不欢欣鼓舞。

解放大柏圩

一九四○年一月下旬，一团进至泗县以北地区。一天，方特派员又来到三营。大家猜想特派员一来，准有战斗任务。果然，几天以后，我们攻打了大柏圩子伪据点。

大柏圩子位于泗县的东北部，是伪化大地主柏逸荪的庄园。据说其祖上拥有土地二十万亩，曾挂过“双千顷牌”。沟深高垒，拥兵守卫，并与桂系顽军马馨亭千余人合流，常年压榨人民。

这年一月，屯兵大别山的安徽省桂系势力，乘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之际，对盛子瑾与我合作抗战和我军的壮大忧虑不安，乃派马馨亭率部越过津浦路，前来取代盛子瑾，并勾结苏北韩德勤，妄图两面夹击我军。一时，“拥马倒盛”的气焰，甚嚣尘上。

面对这一形势，皖东北军政委员会确定了“援盛打马”的对策。在张爱萍总队长统一指挥下，以八路军山东南进支队阻止苏北顽军。2月初，集中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两个大队和我“关羽”、“刘备”部队，将大柏圩子包围。4日发起总攻，“苏支”胡丙云大队主攻马馨亭司令部所在地大柏圩子（主圩子），我“关羽部队”攻打大柏圩子西侧的庙围子（柏氏祠堂），各部协同配合。大柏圩子，圩高水深，工事坚固，易守难攻。当时天寒地冻，徒步涉水，倍加艰难，但我攻击部队，英勇机智，不怕牺牲，克服困难，奋勇而上，经过激战，终于突破东西两个圩子。除马馨亭率残部逃往路西外，余被全歼，当地柏姓地主也闻风而逃。

时值春荒，当地农民群众饥寒交迫，而大柏圩内地主的粮草堆积如山。上级决定除部分公用外，开仓济贫。周围群众由村、保长带领，喜笑颜开地前来登记运粮。车拉、驴驮、肩挑、背扛，川流不息，昼夜不断。百里外上下双沟的贫苦农民，闻讯也赶来取粮，七天七夜还没运完。

在军民庆贺胜利，欢度春节之际，张爱萍总队长奋笔填词《临江仙•大战大柏圩》：

顽伪合流据大柏，

洪泽敌后迎春。

晓云初露动刀兵，

神兵天外降，

胆破梦魂惊。

穷匪落荒如鼠辈，

三军鏖战天明。

祝捷淮北会群英，

开仓传百里，

万户喜盈门。

注：这里的“三军”指八路军苏鲁豫队一部，南进支队一部和我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

马馨亭惨败后，国民党下令通辑盛子瑾，我党挽留他与我继续抗战。盛见桂系势力不能容他，依靠统战难以实现扩充个人势力的图谋，便带领亲信武装绕道淮南投奔了泰州李明杨。从此，皖东北出现了我党直接领导抗战的新局面，四总队也公开宣布了番号，原“六抗”三支队、徐崇富特务支队分别改番号为第四总队第十一和第十二团，另建独立团，盛的零星部队分别编入一团。随后改组政权，从专署到县、区、乡大都由共产党员担任领导。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发展，皖东北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逐步走向正规。全国十九块抗日根据地之一的淮北苏皖边区，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

为了肃清皖东北境内残余隐患，大柏圩战斗后，二月二十八日，一团又在泗北与兄弟团并肩作战，里应外合，取得了老周圩子的战斗胜利，许志远顽部的副支队长徐合壁率领的四百余人全部被我缴了械。

许志远是泗县大地主的总代表，他对马馨亭的倒行逆施推波助澜。大柏圩战斗后，他去大别山立煌县向桂系廖磊求援未归，故未及铲除。三月，张总队长率一团和十一团挥戈西去。半个月中，经过大小战斗十三次，先后袭击了位于萧（县）、（宿）、灵（壁）的时村、褚兰、渔沟等敌伪据点，均获胜利。虽然艰苦疲劳，但士气高涨，人们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四月上旬，当我军进驻睢、灵边境的小山区正稍事休整时，睢宁、灵壁等地日伪军突然从南北分五路围攻第四总队驻地——渔沟。一团一营奉命与敌周旋，掩护总队主力南下泗县青阳、半城等皖东北中心区。

反击王光夏

一九四○年四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淮北平原风和日丽，桃红柳绿，微风吹拂着一望无际的麦田，浪花中散发出阵阵清香。此时，张爱萍总队长正急促地带着一部分干部，赶到淮河岸边迎接刘少奇同志。

少奇同志是从五支队驻地盱眙城，乘船沿淮河到皖东北来视察工作的。他的到来，使淮北抗日军民无比振奋和喜悦。苏皖区党委机关和总队部的同志们在罗岗村夹道欢迎少奇同志的来临。各地负责同志也纷纷赶来。这时，一团刚刚跳出日军围攻渔沟的合围圈，回到中心区。

少奇同志到达后，不顾劳累，立即听取领导干部汇报，研究工作，直到深夜仍不肯休息。会议又持续了一天，原定次日召开干部大会，作报告，谁知这天拂晓，泗县、五河的敌伪军突然“扫荡”我根据地，经过一天激战，黄昏前敌军已摆起了对我合围的态势。

为保护刘少奇同志的安全，跳到外线打击敌人。总队决定由十一团部分兵力对敌警戒，其余部队掩护少奇同志和中原局机关同志转移。这是一个阴雨之夜，道路泥泞，不时有人滑倒，直到翌日凌晨两点多钟，我们才走完六、七十里路，摆脱了敌人的合围，部队驻扎下来。

五月一日，敌人果然合击罗岗，但扑了个空。同志们都为情报准确，指挥果断，胜利转移而欢欣鼓舞。为避免敌人“打回马枪”，总队首长决定，当夜北渡濉河，转移到青阳镇（今泗洪县）东北二十余里安河以西我根据地的边缘地带。

谁知国民党江苏保安一纵队的司令王光夏，乘日寇在西面对我“扫荡”之际，率四个团向我背后进攻。顽固分子王光夏，是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反共老手韩德勤的得力干将，他打着抗战的旗号，却暗中勾结敌伪，曾不止一次地和我们闹摩擦，只因我军抗日坚决，群众信任，才没敢向我进攻。这次，他完全撕下假面具，公开配合日寇向我进攻，使我军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敌伪顽把我们夹击在南北五六十里，东西三十多里的狭长地带。

为了站稳阵脚，有利地对付日寇的“扫荡”，掩护主力展开，总队首长命令一团抢占新行圩子。

在张太生团长指挥下，一团立即展开，猛扑上去，与兄弟团一起，经过一天激战，顽军向安河以东败退，我军夺回了新行圩子、朱湖及其附近大小二十多个村庄。总队机关和中原局的同志也移驻新行圩子。

在短暂的战斗间隙，总队首长请少奇同志向周围部队讲了话。

少奇同志身着发白的灰军装，整洁、朴素，慈祥而严肃的面庞显得清瘦，但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在敌后分割动荡的战争环境里，见到中央首长很不容易。去年在路西，一团接受了他的检阅，受到极大鼓舞。以后，他到了淮南，直接领导新四军四、五支队反顽斗争和对敌伪的反扫荡。半年后，我们又坐在他的面前，聆听他的教导，是多么地激动人心啊！以前，很多人不知道他的真名，把他的化名“胡服”误听成了“伙夫”。这次知道真名的人多了，但仍有说成“伙夫”同志的。政治处主任洪流同志风趣地说：“这个‘伙夫’可不简单，他代表党中央领导着华中几个省的工作。”

当部队到齐后，身材魁梧的十一团赵汇川团长，用洪亮的口令整好队，两手有节奏地指挥大家唱《新四军军歌》，高亢雄壮的歌声响彻了原野，响遍了周围的村庄。九十年代初我在青岛看望这位老首长时，他对这段故事记忆犹新。还说他从学生时就喜欢唱歌。

少奇同志在讲话中，赞扬了这次初战胜利，赶走了顽军，夺回了我军的立足之地。他讲了毛主席指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反顽斗争方针。他分析当前情况后说：“我们既然有理又有利，就坚决打垮顽固分子的进攻。”他号召全军上下一致，再接再厉，以最大的努力，坚决勇敢地争取更大的胜利，巩固、发展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接着，部队又结合各自具体任务，进行深入动员，全体指战员以高昂的士气投入了新的战斗。

连续几天战斗，顽军被驱逐到安河以东的金锁镇和界首、曹庙一线。同时，也打退了鬼子的扫荡。在战斗中，少奇同志听说部队给养困难，每天只吃两餐杂粮稀饭，立即叫机关查查还有多少粮食，马上送到前方，并说：“前方部队没有饭吃，怎么能打仗呢？我们在后方是没有关系的。”当政治部把这件事传达到部队时，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战士们纷纷表示，用多打胜仗的实际行动，回答中央首长的亲切关怀。

这时，一团又接受了新任务。

原来，我们在北面反击顽军时，皖东北的湖匪高铸九等率部千余人，袭击我洪泽湖以北、成子湖以西的根据地，并侵占我孙园、半城等地，从南面威胁我安全。在团首长的指挥下，我军很快击败安河下游的湖匪，夺回了半城，把湖匪赶回水中。

王光夏退回曹庙一线之后，并不甘心，还不断向我侵犯。为了狠狠教训这些“反共摩擦专家”，完全恢复我根据地，在已有胜利的基础上，我军决定集中力量给王部以歼灭性的打击。经少奇同志批准，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和南进支队各一部，与我总队共同行动。

一天上午，一团留下少数部队监视湖匪，主力沿着安河以东、成子湖以西的狭长地带挥师北上，经高集、太平集，直抵界首以南的村庄。我营立即发起攻击，一举拿下青庄围子，团部进入该村土围内，部队沿青庄围子一带展开，和顽军形成对峙，顽军固守着北面几十米远的独立院和民房。

营长周大灿隐蔽在一所低矮的小屋里，葡伏在柴草堆上，他手握一支步枪，通过射孔瞄准敌人，一有机会就打倒一个。同时，还密切地观察敌我态势和动向，不时有通讯员和连队干部到这里报告情况，他认真征求意见，商量当晚解决北面之敌的计划。忽然，他发现有个连队违反了群众纪律。当时，村里的群众都到外地避难去了，什么吃的也买不到，这个连队看到院内有一群鸡，想给战士们改善生活，便抓了几只杀吃了。营长严肃地批评该连干部，用红军光荣传统讲了条件越艰苦，越要注意群众纪律。最后，决定把钱装进信封，写封道歉信留给房东，并通知各连，教育大家自觉遵守群众纪律。记得部队刚来皖东北时，有个连长看到房东的钢笔比他的好就给换了，营长发现后，除令其立即退还道歉外，还在党的会议上点名批评。周营长严守群众纪律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晚上，我们正准备行动，没料到对面的顽军早已悄悄撤走。为了加强防御，顽军把附近的兵力集中到了界首集。不几天，仅剩下界首以南不到百米的小居民点（只有几户人家），成了他们的前哨阵地，但到夜晚就缩回，以免被我军吃掉。一天夜间，营长带小分队到阵地前沿侦察，我也参加了。我们一直摸到界首集外濠边，敌哨兵的咳嗽声、说话声都听得清清楚楚，直到黎明前才回到界首南面的“小居民”点稍事休息。自从罗岗反扫荡迄今，连续十多天行军作战，十分疲劳，我一坐下来就熟睡了。突然，不知一阵什么响声把我惊醒，见周围已无人影，我立即爬起来，顺着小路向青庄圩子方向跑去，很快掩没在茂密的麦田里。这时，天已发亮，顽军又占领了他们的“前哨阵地”。我弯着腰向南行时，发现对面来了两个持枪的人，原来是营部通讯班的同志。他们说：：“原以为你在队里，走了一段才发现不见你，营长叫我们立即回来找，一定要找到你。”我怀着感激而惭愧的心情和他们一道回队。走近青庄圩，看到张团长和十一团赵团长肩并肩地站在土墙上正用望远镜向北了望。一些“小诸葛亮们”高兴地猜测，十一团到来将有大的行动开始，到了营部，我才知道昨天八路军老大哥的两支部队分别从西北和西面，向顽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不多时，又传来顽敌占据的金锁镇、曹庙也被老大哥拿下。

团长命令我营立即向界首进攻。不巧，周营长因连日来过度劳累，发起了高烧，只好送后方休养。由七连余连长代理指挥，团政治处主任洪流作了简短有力的动员。余连长便带领全营冲了上去，敌见势不敢固守，一面还击，一面撤退。

这时，顽固份子王光夏的顽军，已全线向东溃退，一团一部跟踪尾追；另一部和十一团浩浩荡荡地截击。一时，枪声、号声、喊杀声震撼了成子湖畔。在界首附近，八连刘排长的上肢负伤，我立即进行包扎，又安排他回青庄圩（团后方）去。尔后，又急忙向枪声激烈的东北方向追赶部队。在大路上，我看到总队长带着参谋和警卫人员在前面行走，他那高大的背影很快消失在远处。

后来，我才知道张总队长所去方向是成子湖西北的山子头，敌军掩护王光夏败退的一个营被我军包围着。战斗结束后，听说总队长受伤了。原来，那天总队长到达山子头包围圈时，亲自到围墙边爬上草堆，用望远镜观察敌情，当他扭转身子下来要和张、赵两位团长交待任务时，感觉背后被捅了一下，羊皮短袄被穿了个洞，从衬衣里抖出一颗子弹头来，背部擦伤，还在出血，他却谈笑风生，不以为然。少奇同志听说后，十分关切，亲自察看伤口，并严肃而关切地提醒他，“今后要特别注意。”

这次安河自卫反击战，历时十三天，歼灭王光夏一千多人，把这股勾结日伪的顽固分子赶回宿迁、泗阳运河以东。至此，我们完全恢复并扩大了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皖东北的广大人民欢欣鼓舞。

少奇同志对部队的伤亡情况和政治思想情绪极为关切。当他知道这次战役的伤亡不大时，高兴地说：“这很好！”又说：“打游击战，不但要学会消灭敌人，也要学会保存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更多地消灭敌人。”

这次战役，正如张爱萍总队长《反敌伪顽夹击》诗中写的：

淮上方晴天，洪湖水翻腾。

敌伪西“扫荡”，韩顽东侵凌。

三军紧携手，两面打敌人。

英雄歼国贼，席卷运河滨。

剿匪复半城

洪泽湖是我国主要的淡水湖之一。由于当年雨水较多，湖面扩展，湖滩辽阔，湖边芦苇荡绵延不断。向来为盗匪出没之地。湖匪高铸九等部乘我军在北线反“扫荡”和自卫反击战斗之机，上岸残害我地方干部，骚扰人民群众，并占领我半城、孙园等地。我团奉命进剿湖匪，收复半城、孙园。

那天，骄阳似火，一团南渡濉河，沿汴河右岸南下。下午，张太生团长命令三营东渡汴河，“拿下对面村庄，威逼半城。”指战员们虽个个汗流浃背，但听到命令，情绪高涨，迅速渡河，冲进该村。这群湖匪，系乌合之众，起初还想凭村抵抗，见我攻势凌厉，拔腿就跑。冲在最前边的第七连紧随追击，周营长率第八、第九连随后跟进。

七连的余世龙连长，红军时期左手伤残，仍冲在前面，以右手中的驳壳枪，不断地给敌人“点名”；周大灿营长，接过通信员的步枪，对逃匪连发数枪，一枪一个，营部同志都称赞营长好枪法。七连的一位轻机枪射手，像同连、营首长竞赛似的，也端起机枪“嘟嘟……”地向匪徒们射击，又是一大片湖匪倒了下去。我军穷追猛打，湖匪狼奔豕突。时已近晚，残阳如血，残匪如丧家之犬，躲进半城，惊魂未定，刚入西门，又出东门，不敢恋战。原住半城的湖匪，有些连晚饭都顾不上吃，就跟着残匪一起东逃。周营长率领全营紧追，又歼一部，收复了半城。

半城留守的群众非常热情，把湖匪丢下的晚餐，给我们留着。他们在控诉匪徒罪恶之余，还讥笑湖匪自称是“九路军”，说八路军是“旱鸭子”，斗不过他们“水鸭子”。战士们听了都捧腹大笑说：“这位‘高司令’回到‘水晶宫’又该吹牛了：你看，怎么样？‘旱鸭子’到底不行吧！没有咱们‘水鸭子’跑得快！”当战士们吃着湖匪留下的晚饭时，高兴地唱着游击队之歌“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胜利后的指战员那高涨热烈的情绪，正如一首歌词中所写的：

快乐的心随着歌声跳荡，

快乐的人们神采飞扬。

这歌声给我们伟大的力量，

引导着我们奔向前方！

团首长获悉战斗胜利，湖匪已逃向安河以东，龙集以南，决定乘胜追击，于翌日，命三营夜袭侯嘴。全营信心十足，黄昏后向侯嘴进发。湖匪惊魂未定，纷纷登上预先备好的船只，逃之夭夭。至此，上岸骚扰之湖匪被我团消灭一部，其余躲进湖中老巢。

艰苦的日子

在战斗岁月里，有一段时间，缺药、少盐，生活困难，指战员营养不足；加之战斗频繁，伤、病员大量增加，卫生工作遇到空前的困难。

当时，根据地初建，供给工作还不健全。夏装不能及时下发，大家只好随着气温的渐升，扒下棉絮穿夹衣；再拆了衣里变单衣。每人身上的虱子成行结队，回归热病蔓延开来，严重时，成班成排的病倒。有的连队全都送到后方休养，成了“休养连”。有段时间，疾病加上战斗减员，包括机关在内，全团在队人员不满五百人。

在这种情况下，团首长决定卫生队负责人王珍民医生率卫生队大部人员到团后方收治伤病员，平时，战时的卫生工作只好由各营单独进行。当时，连队没有卫生员，各级领导十分重视卫生工作，发动大家开展群防、群治、群帮活动。

驻防时，营要开设门诊点，各连随队伤、病员来营换药、诊断和取药。战时，首先在各连找来旧的白布被单和棉花，把沙布衬在棉花上，剪成条块，白被单剪成绷带，就这样制成一个一个的“裹伤包”；再用蒸笼消毒，自己装备自己，解决战救器材之不足。在灵北的清剿战斗，和泗县粉碎敌伪的“五•一”扫荡，以及在成子湖畔自卫反击战斗和清剿湖匪的战斗，我们几乎都采用这种办法，解决战场抢救的困难。

当时，说不清各连有多少带病坚持行军、作战的好同志，我只看到每次行军时，连队干部、战士对伤、病员是争先恐后地帮助扛枪、背被包，一人或两人架着伤、病员行军，有位政治指导员，替几个病员扛枪、背被包，他用自己超负荷的模范行动带动和鼓励大家行军、作战。至于团、营首长的乘马，只要没有紧急战斗任务，基本上交给随队行军的伤病员骑用。我常常想：如果没有全团各级领导和广大战士团结互助的革命友谊，没有在当时的情况下，形成的“洪泽湖八个月苦斗精神”，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这种精神已成为该团的传家宝。

一团与兄弟部队一起苦战淮北平原，历时八个月，面对敌伪扫荡，韩顽进攻和土匪骚扰，在敌伪顽匪的夹击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巩固扩大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尔后又在洪泽湖畔休整、整训和剿匪，完成了开辟皖东北的任务，于同年八月返回津浦路西归建。

一九九七年八月于西安初稿

二○○五年八月为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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